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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中国青年报:“聚合物里最重要的那颗分子”走了

时间:2017-05-16  作者:  点击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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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一位大师与人们作别了。

这位大师生前最爱讲的一句话是,“我们都是搞Polymer(注:高分子聚合物)的——聚合物嘛,一定要讲团结、讲凝聚力,你也是一颗分子,我也是一颗分子。”

今天,这颗“最重要的分子”躺在成都东郊殡仪馆里,在千余人的默哀送别中,完成了人生“另一种的聚合”。

6天前,也就是2月16日下午,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僖,因突发呼吸心跳骤停,在成都辞世。

对这位93岁的老人,许多人是陌生的。但他所从事的研究,却与每个人的生活相关。他在1953年参与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家塑料工厂,同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塑料专业,1960年又出版了新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第一本高分子教科书《高分子化学原理》。

他被称为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,也有学生形象地称呼他为中国高分子的祖师爷。而最流行的称谓,还是“中国塑料之父”。

在他工作过的四川大学高分子楼的门口,百余个花圈、近千条挽联,从一楼大厅延伸到三楼临时布置的追思堂。

一家塑料行业的电子商务网站,今天在首页头条的位置发布了纪念徐僖的专题文章。一位学生说,似乎中国的高分子化工科研、产业领域,没有徐老未曾关心、扶持过的。

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就是其中一位。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,他师从徐僖学习和工作。“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。”郑强说。

这种影响几乎深入骨髓。郑强曾在浙江大学工作,有一次,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浚生教授说:“郑强跟他老师一模一样,简直就是徐僖老先生的模子里倒出来的。”

今年正月初三,郑强独自一人开车700多公里,从贵阳赶到成都,给恩师拜年。在老师的家里,他们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合照。

几天之后,郑强闻知老师过世的噩耗,再次赶回成都。在追思堂前,这位大学校长跪倒在地,向老师长揖作别。他们那张并不清晰的合影,也成了徐僖最后的留影。

在郑强眼里,如果把老师最大的贡献只归于中国高分子材料科学,就显得“太过狭隘”了。“徐僖先生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,还是他对国家的热爱。”

郑强说,对故土的爱,把振兴科技事业作为爱国的核心要素来践行,是年轻知识分子最需要向徐老学习的。不论是解放前赴美留学毅然归来,还是文革后决不随大流出走国外,徐老的爱国“从来不是说说而已”。

尽管在学术界早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,但徐僖的身上看不出大牌的架子。

1977年,在上海科学会堂的一次学术报告会后,时任上海交大高分子研究所讲师的王宗光,拦住了主讲人徐僖:“您是中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领路人,交大要恢复学科,请您帮忙!”

没想到徐僖一口就答应了。他帮助建设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,随后又担任所长,成为当时国家教委特批的“双聘教授”。

他的“双聘”不是徒有虚名。王宗光记得,徐僖80岁之前,每年都会有几次亲自从成都远赴上海,一出机场、车站,就开始与师生交流,给青年教师讲做人、给学生讲理想,一待就是一周多。用徐僖自己的话说,他这是“不断地完成交大人布置给他的家庭作业”。

但他从没有在上海交大拿过一分钱的工资、津贴或补助。他逝世后,上海交大已经在他的专设账户上累存了70多万元的工资补贴,徐僖的家人也谢绝了这笔待遇。

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吴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在徐老多年存留于交大的工资、津贴基础上,以徐僖命名的奖助学金即将在上海交大设立,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像徐老一样、致力于献身高分子材料科学的青年学子。

这样的奉献不止一次。2004年,他获评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,他把50万元奖金全部拿了出来,设立了一笔奖助学金,用于资助困难学生。

徐僖对于高分子科学的关切,不只限于上海交大这样实力雄厚的高校。“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学校,徐老更是不吝关怀。”2月21日下午,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廖青这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。

十多年前,徐僖在北服说过的一句话:我不管学校的大小,只要你们努力,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,我就帮助你们,我就一个目的:把咱们的材料学科发展壮大,能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受人尊重。

廖青说,与在上海交大一样,徐老在北服也从来是“爱人才不爱钱财”,把津贴全都贡献出来,给贫困的孩子读书用。廖青在北服的一位同事,在川大读博时,家庭经济出现了困难,徐僖知道后,不止一次为其购买京蓉两地间的机票。

更多的学生则记住了这位老人瘦削、和蔼的形象。徐僖的办公室在高分子实验室大楼二楼,许多同学记得,每次他离开电梯时,总是要转过身来对电梯里的同学们挥手再见,笑着说“我到了”。

“那种亲切的感觉总让大家忘记了他是杰出的科学家、高分子材料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,而是特别像自己的爷爷。”一位学生说。

即便是在年逾九旬的高龄,他还是会出席学校的学位授位仪式,亲手为毕业生的硕士帽、博士帽“挑穗子”。

网友“胖出了身韵”曾在一个周末去实验室的路上,看到80多岁的徐先生“真的亲自到实验室”。她感到庆幸:尽管未拜师受业,我们仍有幸见到一些治学严谨、诲人不倦的“顽固”老先生,崇德树人,躬身力行。

得知院士离去的消息,她也感慨:“先生”是一个敬畏的词,这样的先生,越来越少了。

本报成都2月22日电

(原载中国青年报2013年02月23日 03 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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